2026年5月23日下午，正值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办期间，关山月美术馆报告厅依旧座无虚席。“美读之镜”系列学术讲座2026年度第二期如期举行。本期讲座以“黄宾虹的变革理念与艺术理想——围绕岭南金石书画与粤籍友人展开”为题，邀请浙江省博物馆副研究员陆易老师担任主讲。作为2026年度“笔墨与时代新境：20世纪中国画艺术”系列讲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期讲座聚焦黄宾虹，将研究视角从通常意义上的“黄宾虹笔墨”问题，延伸至晚清以来思想史、金石学、岭南文化与现代中国画转型之间的复杂关联。与以往较多聚焦黄宾虹山水风格、“浑厚华滋”笔墨特征的讨论不同，陆易试图通过浙江省博物馆近年来持续整理的大量黄宾虹文献、信札与收藏资料，重新理解黄宾虹在20世纪中国文化转型中的位置。

20世纪中国画所面对的，并不仅仅是技法层面的变化，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世界中重新建立自身价值的问题。齐白石、高剑父、黄宾虹、傅抱石、关山月等艺术家虽然路径不同，但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回应“笔墨如何面对时代”这一核心命题。黄宾虹并非简单地停留于传统绘画内部，而是试图通过对金石学、古文字学、经学与画学关系的重新梳理，寻找中国画现代转型的深层文化依据。他并不只是一个画家，而更像是一个具有强烈文化变革意识的人物。今天人们习惯于从拍卖市场和艺术史经典化的角度认识黄宾虹，但事实上，黄宾虹真正重要的部分，也许并不仅仅在绘画本身。

从“画家”到“革命者”

陆易认为，如果仅仅把黄宾虹视为一个山水画家，那么对于他的理解其实是被极大简化的。在晚清民国的历史语境中，黄宾虹首先是一个强烈关注时代变革的人。他早年曾因私铸钱币而被清政府通缉，被迫离开家乡前往上海。这一经历并非简单的“逸闻”，而是说明黄宾虹从青年时期便已经卷入晚清以来的社会变革思潮之中。他并不是一个完全退守书斋、远离现实的传统文人，相反，他始终在思考中国文化如何面对现代世界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黄宾虹与《国粹学报》、国学保存会等晚清重要文化团体的关系便显得尤为重要。陆易根据浙江省博物馆馆藏文献，梳理了黄宾虹与邓实、黄节等人的交往，指出他们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文人雅集”，而是晚清以来民族文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国粹学报》是晚清革命语境中的文化运动平台。邓实、黄节等人试图通过“保存国粹”的方式，重新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在这样的背景中，黄宾虹开始发表关于印学、书画与金石学的文章，也逐渐形成自己对于中国画发展的整体思考。

“道咸画学中兴说”与晚清思想转型

黄宾虹后来的“道咸画学中兴说”，实际上正建立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学术史观之上。陆易指出，这一理论长期以来存在很大争议。因为在传统中国画史叙述中，道光、咸丰时期往往被视为清代绘画相对低落的阶段：前有“四王”体系，后有海上画派兴起，道咸时期似乎并没有出现足够耀眼的大师。因此，黄宾虹为何偏偏强调“道咸中兴”，成为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陆易从晚清以来广东学术环境的变化讲起。她特别提到阮元在广州设立“学海堂”对于岭南学术发展的影响。阮元提倡金石考据之学，强调以古文字、碑版与经典互证，推动了广东地区经学与金石学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晚清内忧外患加剧，学术界逐渐开始反思乾嘉考据学的局限，经世思想重新兴起。陆易认为，道咸时期真正重要的地方，不在于是否出现了传统意义上的“绘画高峰”，而在于它标志着中国传统学术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第一，经世意识重新高涨；第二，治学范围大幅扩展；第三，金石学、文字学与书法、绘画之间开始形成新的关联。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黄宾虹重新发现了道咸时期的价值。

黄宾虹对于“金石”的重视，并不仅仅停留于题材或趣味层面，而是将其视为中国画现代转型的重要基础。他曾将绘画分为文人画、名家画、大家画三类，并特别强调“金石家”在文人画中的重要地位。陆易认为，晚清以来金石学兴起，对于中国画最深刻的影响，其实在于它改变了人们对于“笔墨”的理解方式。绘画不再只是摹拟自然景物，而开始强调文字、碑刻、拓片等文化遗存所带来的艺术形式变化，这种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推动了20世纪中国画新的形式语言发展。

重新理解“笔墨”

浙江省博物馆除了藏有大量黄宾虹的书画作品，还藏有数量斐然的黄宾虹收藏品，包括谢兰生、吴荣光、陈璞、冯敏昌、吴大澂等人的书画作品，他们大多是文化学者，在中国画史中不算显赫，黄宾虹为什么如此重视他们？黄宾虹的收藏体系本身，就构成了他艺术思想的一部分。与传统“南北宗论”建立的绘画价值体系不同，黄宾虹特别关注那些处于“转变过程”中的艺术家。他关心的并不一定是已经高度成熟的经典样式，而是那些正在发生变化、正在孕育新可能性的笔墨语言。例如，在吴荣光等人的作品中，山石皴法已经开始出现不同于传统“四王”体系的处理方式，墨色层层叠加，形成更厚重、更接近金石拓片效果的视觉结构。陆易认为，这种变化虽然尚未完全成熟，却已经预示了后来黄宾虹积墨山水的发展方向。

在这里，“笔墨”不再只是文人趣味意义上的书写，而开始具有某种文化结构转型的意味。黄宾虹早年也曾批评清代中后期画学衰微，但到了晚年，尤其是在抗战时期困居北京、长期阅读古代画论与文献之后，他逐渐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道咸画学中兴”理论。也就是说，黄宾虹晚年的“浑厚华滋”，并不仅仅是个人风格的成熟，而是建立在他对整个晚清以来文化转型重新理解的基础之上。

岭南、金石学与现代艺术

那么，岭南文化在黄宾虹思想形成中起到了什么作用？陆易认为，长期以来学界虽然已经注意到黄宾虹与粤籍人士的交往，但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大量相关信札与文献其实尚未被充分利用。正是在整理这些资料的过程中，她逐渐意识到：广东与香港地区的文化网络，对于黄宾虹晚年的艺术与学术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她展示了大量黄宾虹与粤籍人士之间的通信资料，包括邓实、黄节、蔡守、黄居素、张虹、高剑父、陈树人、刘作筹、苏乾英、吴鸣等人。这些信札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有学术讨论、古画收藏、金石研究、出版计划，以及经济赞助，甚至还有关于摄影、市场与国际传播的讨论。粤商与香港、新加坡收藏家对于黄宾虹晚年生活与艺术传播的支持，其实远比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重要。黄宾虹晚年大量作品的流传、出版与海外传播，都与这一网络密切相关。

在互动环节，现场观众围绕“从白宾虹到黑宾虹的变化”“黄宾虹是否受到西方现代派画家影响”等问题展开提问。主讲人逐一回应，现场讨论气氛热烈。“美读之镜”系列讲座一直坚持以学术研究为基础，同时面向公众普及艺术史，提供讨论平台。2026年，通过对20世纪中国画重要个案的持续梳理，讲座不仅帮助观众重新理解中国画的发展脉络，也在不断提示我们：所谓“传统”，并不是静止不变的遗产，而是在时代变化中不断被重新理解、重新创造的过程。从齐白石到黄宾虹，从“胸中山水”到“道咸中兴”，2026年度“美读之镜”系列讲座，正在通过一个个艺术家个案，逐渐展开20世纪中国画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新方向的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