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意”是传统中国画独有的艺术理念，尤其是文人画兴起之后，写意精神更以超越再现直抒胸怀为圭皋，从而形成了不同于西方为中心的审美体系。油画作为一个舶来画种，经过一代代中国的油画家的学习和探索，逐渐走向成熟，从而萌生了对本民族形式语言的自觉追求。油画对于中国画写意精神的吸收，创造新的油画语言风格——写意油画，将超越再现的艺术理解带入了油彩，从而为现代油画的中国化注入新的活力。

近年来，写意油画的话题，逐渐地成了油画这一艺术门类中最受关注的话题，甚至作为一面带有本土民族色彩的旗帜吸引了美术界的关注。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开设“写意精神”油画写生与创作研究课程班，提出了“在深入研习欧洲油画源流基础上更深入地把握和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写意方法论”[1]；自2015年以来，关山月美术馆发起一年一次的“文脉传薪：中国写意油画学派名家研究展”，并在全国各地举办巡展，成为了相对固定的展示模式和不断壮大的艺术家群。2016年10月，广东写意油画学会成立，并举办首展，是以“写意油画”作为创作主旨的首个学术团体；[2]同年，北京当代中国写意油画研究院也相继成立；2017年12月，吉林艺术学院开设“北方写意性油画创作人才培养项目”课程。[3]与此同时，以写意油画为主题的研究论文也呈现增多趋势，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系统的不完全统计，相关主题期刊论文已多达480余篇，学位论文（以硕士论文为主）也有130篇。写意油画所引发的专业团体的成立、培训课程、系列展览到各个层面的研究，都说明写意油画已成为当代中国油画新的学术增长点，也意味着在中国油画民族化进程中，开始由实践探索进入学理性梳理和理论自觉的阶段。因此，本文试图在关于写意油画现有的研究基础上，从写意油画的观念生成入手，回顾写意油画作为一个油画民族化进程中的重要路径，揭示在中西融合会通和外来文明冲击的双重作用下，对于油画的吸收融合过程中，中国油画家的对艺术语言的体用选择及当下意义。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晴以来中国人应对西方文化冲击的一种思想观念和方法路径。当然，这种观念在美术上的影响最初是由中国画改良的先驱人物如康有为、高剑父、徐悲鸿等提出。“中体西用”的观念也存在于我们对包括油画在内油画的外来画种的学习上。应该说，来自于抗日战争的刺激，民族情绪的崛起，美术的民族化、民族形式的讨论作为文艺的观念问题为时人所关注。张安治在20世纪40年代对中国绘画的民族形式问题发表见解，指出：

要评定一幅作品是否是民族形式，绝对不能单从“工具”方面去分辨，不问它用的是中国工具也好，西洋工具也好，只要他的作法能充分流露出中华民族朴厚的作风，同时表现的是民族生活的特色，并且是为大众所了解，时代所需要的，便不愧为民族形式的绘画。[4]

在张氏看来，民族作风、民族生活特色和大众的接受是民族形式的根本。“中国民族形式的油画”在20世纪50年代由董希文明确提出，应该说是出于对苏派写实油画的一种反思和回应，他指出：

关于油画，由于我们努力学习苏联及其他国家的油画经验，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产生出许多能真实表现生活的作品，但是为了使它不永远是一种外来的东西，为了使它更加丰富起来，获得更多的群众更深的喜爱，今后我们不仅需要继续掌握多种多样的油画技巧，发挥油画的多方面性能，而且要把他吸收过来，经过消化变成自己的血液，也就是说要把外来的形式变成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东西，使其有自己的民族风格。[5]

通过对外来油画的学习内化为本民族的风格作为他构建自己民族风格的油画的基本思路。他注意到本民族形式的绘画与民族的历史、风俗、情感、气质等的关联，也指出中国传统绘画的非自然主义的描绘手法、以线为基础的造型方法、装饰画风等特点，油画家应该通过对中国传统绘画创作方法如单线平涂、画面留白、削弱明暗对比加以学习借鉴，发扬民族特色，充分考虑民族的艺术因素。

如果说董希文的关于油画中国风的设想只是一个宏观的纲领的话，那么罗工柳关于油画的讨论，无疑给出了一个相对明确具体的发展方向。他在注意到中国山水画与风景画的关联性，认为“油画风景的领域中还留有广阔的处女地等待我们去开辟，把油画风景引到诗意的境界里去，将是油画风景一个有着无限前途的发展。”[6]同时，高度肯定了对于物象的主观取舍和气韵的追求，认为“如实描写是永远达不到气韵生动的地步，画不出情趣来，画不出感情和精神来。”[7] 罗工柳在后来的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明确了“写意油画”的特点以及与传统写意画的差别，同时也指出中西绘画传统的相通，认为：

写意油画应该比古典写实油画更充分地发挥笔触和油彩的表现力而不是削弱他的表现力。油彩不必模仿水墨写意笔法，而应发挥和创造油画自己的写意笔法。……以古代文人写意画作为改造油画的先验模式是不对的，写意油画是一种创造。对“写意油画”这一课题来说，中国绘画传统和西方近现代绘画传统是相通的。所以，一手要深入研究西方近现代油画传统，牢牢把握油画特性；一手要深入研究中国绘画传统，牢牢把握写意精神。[8]

显然，在罗氏的理解中，“写意油画”不仅仅是 “写意精神”加“油画”的简单组合，而是中国绘画传统和西方近现代绘画传统的相互会通，并使中西绘画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尽管，罗工柳关于写意油画的论述和实践是形成于20世纪50-60年代，多少受到当时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写实主义的框架，但在其后来的创作实践以及教学推广中，着实产生了一批具有中国气派的油画作品和油画家，拓展了我们对于油画语言的认识，也为当下写意油画作为一个学派的构建埋下伏笔。

范迪安在“2016年中国写意油画学派名家研究展”的序言中写道：

在全球文化交汇、激荡、碰撞的情境中，中国油画需要寻找自己发展的路向。近些年来，一大批油画家重视在文化精神层面弘扬传统、驻足本土、探索创造，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化自觉。“写意油画”就是当代中国油画的一种新的学术现象，也体现了中国油画家新的文化选择。[9]

写意作为中国传统绘画独有的艺术精神和本土民族形式，越来越为世界所熟知。写意油画的形成，在艺术形式上，是试图将中国传统艺术所独有的艺术理念与西方油画技艺相结合，以期创造出中国独有的油画艺术。这种艺术观念背后，蕴含的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在面对西来的冲击和古今之变，所做出的本能反应。

油画作为西方艺术的舶来品来到中国，并最终为中国人接受、熟悉掌握，甚至表达本民族艺术精神乃至思想观念，已超过百年之久。从油画民族化、到意象油画、再到写意油画，都在探索着这一舶来艺术，向本土艺术的转化和融合。促进这种转化和融合背后的思想观念，正是中国文化在近现代变革大潮中，自觉寻求自身文化定位的不懈努力。写意油画所传达的正是在近现代中西会通的文化背景中，中国油画走向世界，融入全球化的自觉探求和发展路径。如何真正做到会通中西，交通两者而非生硬嫁接；同时，写意油画中对于“写意”的边界的确立等学理性的探讨，将是写意油画作为中国油画严格意义上的学派走向世界所必需面对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