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15年在浙江省杭州市出生的。我画漫画可以分为“上海阶段”、“延安阶段”、“东北阶段”， 1949年到北京至今，也可以算是“北京阶段”。在30年代我的“上海阶段”，也就是我漫画创作的初学阶段。

　　我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开始喜欢漫画的。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大概是在1928年。我画了一群学生在打防疫针。学生很调皮，虽然打针是有点疼，但是却故意装出很疼的样子来，于是我就画学生打针时装出的鬼脸。没想到这幅画居然被我们学校的校刊编辑看中了，于是就刊登在校刊上面了。这是我刊登在刊物上的第一张漫画。1930年，我的第一幅漫画作品《江南》被浙江日报刊登出来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从此以后我就开始拼命地画漫画。

　　1933年，我到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上高中。到上海以后我就开始往更多的刊物上投稿。那时的上海有我们漫画界的老前辈：丰子恺、鲁少飞、张光宇、叶浅予等老师，他们画的比我画的不知要好多少倍。我那时总觉得赶不上他们，因此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在我的漫画里面画很多的人，因为他们漫画里面的人都不多。他们比我画得好，我比不上他们，只好用这种办法来和他们比，好和别人的画区别开。

　　30代的中国，有不少的漫画作者都有一个“洋老师”。 当时上海有一家英文报纸叫《字林西报》，英文叫“NORTH CHINA DAILY NEWS”，这个报纸经常刊登一位白俄漫画家萨巴乔(Sapajou) 的国际时事漫画。他的画，线条流利、造型准确而又夸张得体，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就把他当作我的老师，学他的画法。

　　以上是我在上海时期，也就是1933年到1938年的时间里的基本情况。这期间，上海有许多漫画家，老前辈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

　　“八•一三”日本侵占上海，上海变成孤岛，我们这些人就等于做了亡国奴了。做亡国奴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所以 1938年我在别人的帮助下从上海出发，经过香港、广州、长沙、汉口、重庆、成都、西安到了延安。我在延安待了7年(1938年至1945年)，这期间我在画漫画上也犯过错误。比如1942年，我和蔡若虹、张谔三个人在延安开了个讽刺画展，讽刺延安自己队伍的人(我不讲他们俩，我只讲我自己)。我举个例子：我画的一张漫画《首长路线》，是讽刺女同志对待婚姻问题的。因为那个时候，女同志都爱嫁给大首长，我就画了两个女同志在路上聊天，其中一个说：“哦!她，一个科长就嫁啦?”这样的画有什么意思呢?这是片面性的，难道不是首长就不要结婚了吗?

　　这个漫画展当时在延安还是有很多人看的，后来毛主席也来看了。他对我讲了一句话，说：“漫画要发展的。”当时我对这句话也不太懂，什么叫发展不发展呢?我也不好再去问毛主席，怎么发展法。我觉得当时我们漫画展览有三个错误：一是画的漫画不是与人为善的;当时全国都在抗战，民族矛盾很突出，而我们却画什么“一个科长就嫁了?”第二就是我还在继续模仿外国人那种漫画的表现方法。当时的延安是个农民为主的社会，农民没有看过漫画，因此他们看我学外国人的手法画的漫画就看不懂。那时我们办了个墙报，老百姓看年画津津有味，可是看到我的漫画，头一扭就走了。第三是片面性问题。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同年8月，在延安枣园毛主席的住所里，主席请我们一起吃了晚饭。在交谈中，毛主席还对前几天《解放日报》上刊登我的一幅漫画提了一点意见。这幅画很简单，画的是延河边上有一棵光秃秃的树，题目是《1939年所植的树》。我是想表现只种树不养树，树被驴和马啃掉了，这是事实。我就是画1939年植的树，而到1942年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毛主席就从这张漫画谈起，他说植树不好可以批评，但是，讽刺不能滥用。“要区别这是局部的还是全局的，是个别的还是一般的。”许多年来，我是按照毛主席讲的这两个区别：“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来画漫画的，当然不是说我后来的漫画都没有片面性了，但是片面性的漫画相对减少了。毛主席的这些讲话对我们漫画作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上讲到中国的文化，是民族的、是科学的、是民主的、是大众的。大众化和民族化成了我后来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么怎么样才能民族化呢?究竟从哪里着手呢?这个问题是我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想到毛主席讲“要深入到工农兵当中去，学习他们的语言”才开窍的。我想到：首先要在语言上入手，因为农民的语言跟我们知识分子的语言不一样。后来我发现小说《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孔厥，他就在书中运用了很多群众的语言。比如“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等等。这种语言带有一种深刻的哲理性。你把这些语言作为漫画的题目和一种表现的方法，就比你用外国人的画法画漫画好得多。我觉得我的漫画能让群众欣赏才行，否则就没有意思了。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文章中说到“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很值得我们去思索的。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收集老百姓语言。应当说延安阶段是我漫画发生变化和漫画向民族化和大众化方向发展的酝酿阶段。

　　1945年，我从延安到了东北，在《东北日报》一直工作到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这就是我的“东北阶段”。那个时期我主要画美帝国主义援助蒋介石打内战题材的漫画，这个阶段对我来说是一个实践的阶段，也是我在漫画创作上刚刚开始向民族化和大众化方面转变的阶段。这种转变是痛苦的，其原因就是要丢掉自己长期形成的东西，去画从前没有画过的东西，因此就会有很多困扰。我在东北的代表作品有《磨好刀再杀》。我画了一个身穿美国军装、太阳穴上贴着黑方块头痛膏药的“蒋委员长”。这块儿黑色膏药，是旧社会的一种专治头痛的膏药，旧上海的许多男女流氓常常贴着这种膏药。虽然蒋介石在当时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但这块小小的膏药却表现了蒋介石的流氓本质。另外，1947年的时候，敌强我弱的形势有所改变，他在战场上常常吃败仗，所以可以想象他必然经常头痛。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膏药就可以合理存在。这个蒋介石的形象是我自己创造的，我对这位“党国领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所以国民党当时在哈尔滨的一个特务组织里有一份对我们党政机关领导人员暗杀的黑名单，里面有彭真、林枫，我非领导但也有我的名字。我的罪名是“侮辱领袖”。

　　1949年12月，我被调到北京，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感觉到虽然社会制度改变了，但人的思想还没有彻底改变，一些封建、落后思想的残余还存在于人们的脑子里，有机会就陈渣泛起，甚至兴风作浪。因此歌颂新事物和讽刺旧事物，都是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有效手段。所以，我认为我们内部的不良思想和行为也应当讽刺。我从 1959年开始为《光明日报》的“东风”副刊画过几年的所谓“内部讽刺画”。我为什么起“内部讽刺画”这个名字呢，因为毛主席讲了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我把针对人民内部问题的漫画称为“内部讽刺画”。这种题材的漫画，我大概画了四、五年(从1959年到1964年)，“文革”一开始我就停画了。

　　《疲劳过度症》这幅画就是那个时期画的。当时我是讽刺艺术表现形式上的一种公式化。比方说大跃进的时候，画家都画王母娘娘、孙悟空、龙王爷等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和神仙的形象。农民可以这样画，可是我们专业的画家也总跟着画这些东西，别的画不出来，一来就搬一个王母娘娘或搬一个神仙上来。故宫的后门就有这类的雕塑，百货大楼也有这样的雕塑，后来外国人有反映，中宣部让我们把它们拆掉了。我对画家画很多这样的东西也很反感，所以我画了这幅《疲劳过度症》。我的画中的护士讲：“画家同志，王母娘娘、龙王爷都疲劳过度了，孙悟空身上连一根毫毛也没有了，请你们画别的东西吧!他们不能为你出差了。”这是批评艺术上公式化的，但可能我的题目起得不好，“疲劳过度”犯忌，所以这张画在“文化大革命”时，有人把它放在我的档案里去了。

　　《误人青春》这幅画是画那些讲大话、讲空话和一些离题的话的人，所以听他说话的小姑娘都变成老太婆了。

　　《大小家庭》是画当时的一种现象。大的家庭没有了，小的家庭多得很，那时也没有提倡计划生育，我感觉到有的人虽然年纪很轻，可儿子女儿一大堆。孩子多了当然影响自己的工作，我就觉得人口多了是不好，这是我自己看到的现象。

　　《永不走路，永不摔跤》是画有的人怕犯错误，怕挨批评，宁可少做事或者不做事。这张画有点特殊的纪念意义，因为1962年8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它被作为会议的文件附件散发给与会的代表，毛主席还在附有这张画的文件上批了八个字：“有了错误，改了就好”。

　　以上是当时我的“内部讽刺画”中的几张作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首当其冲，挨了很长时间的批判，而且还把我和周扬、邓拓联系在一起批。后来我到天津的团泊洼“五七干校”种了两年菜，喂了四年猪。“文革”结束后，社会政治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因此我又重新画漫画了!因为我画漫画没有作记录，到现在究竟画了多少张?我也说不清楚了。

　　我除了画单幅漫画外，还画了五套系列的漫画。分别是《笑林广告》、《东郭寓言》、《疑难杂症》、《生活拾趣》和《漫画猪八戒》。它们的专题性和连续性，加深读者的认识和注意，同时也逼迫我去思索、考虑。画系列漫画也是治懒病的一种良方。另外我觉得：一个系列最好在一家报刊上发表，分散了就不如集中的效果好。

　　1987年我退居二线后，一些会议、活动和一些行政事务就不参与了。离生活远了，这样就迫使我自己主动去观察生活，从生活里面去寻找漫画题材。我的系列漫画《生活拾趣》就是在我退下来之后创作的：

　　《十轮大家庭》这张画有两层意思：一是表现计划生育内容的，第二是表现我们人民的经济生活状况。你看老头儿、老太太坐三轮车，年轻夫妻俩骑自行车，还有个小娃娃骑三轮车，总的加起来是十个轮子;《人不如雁》是说大雁还排着队飞，而人们却在马路上随便骑自行车，有的骑到人行道上去了。这些都是我自己从生活中看到的东西;

　　《家庭举报》画孩子的爸爸在厕所里抽烟，孩子发现后向他的妈妈举报，还拉着她去“纠察”;

　　《一扇在手，胜过空调》。我以前和我老伴都不喜欢空调，儿子喜欢空调。我觉得芭蕉扇很好，所以画一个老头儿拿着芭蕉扇在休息，我用顺口溜的形式写道：“夏日炎炎，扇子摇摇，既能传情，又可暗笑，热天不借，冷天不要，可驱蚊蝇，背痒可搔，盖住面孔，就睡午觉，普及大众，要数芭蕉，一扇在手，胜过空调。”《顾客变包子》。怎么顾客就变成包子了呢?饭店里写了：“炒菜请上楼，包子往里走”。所以顾客变成了包子;

　　下面是系列漫画《疑难杂症》当中的几幅漫画：

　　《疑难杂症之十三》。是讽刺大吃大喝的。医生说：“同志们!这里是妇产科，不治大吃大喝病。”那些人的肚子都吃大了;

　　《疑难杂症之十九》。我有个老朋友，这个人就喜欢打“小报告”，我也吃了他不少苦头。中国人过去喜欢把这种事情都推给妇女，称其为“长舌妇”，意思是说女人喜欢说长道短，这不公平。现在有一种“长舌男”，所以这也是一种疑难杂症。怎么治法呢?我想了很长时间，突然有一次我看计划生育的宣传品当中有“结扎手术”，所以我就想把他的舌头结扎一下就行了，就给他的舌头打了个结。我觉得再加些对话才有趣，所以我写上护士的问话：“手术以后情况如何?”他说：“心里还是想搬弄是非，就是说话不清楚了。”这张画我认为还是画得不错的;

　　下面谈谈我的《漫画猪八戒》系列。我这个人很喜欢画动物。最近人家把我画动物的画编辑在一起准备出本书。十二生肖我画得很多，但是我画得最多的就是猪八戒。“文革”的时候，我在天津团泊洼“五七干校”劳动。我在那里养过四年猪，对猪有一点了解，也有一点感情，所以我后来画了不少关于猪的漫画。在《西游记》里，猪八戒可是鼎鼎大名的，这套系列漫画的主角就是七情六欲特别丰富的猪八戒。人性中的弱点，它几乎都具备，酒色财气吃喝玩乐样样俱全。它原本是天上的神仙，因在王母娘娘的蟠桃会上酒醉，扯住了嫦娥要“三陪”，犯了点生活错误才被赶下界来了，但终究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虽然它让人讨厌，但它也协助唐僧取了经，也还是有一点功劳的，所以我想在它身上做文章。另外，在社会上猪八戒式的人物还不少，我借它的形象和行为来喻众生相觉得很妙，于是创作了这个系列：

　　《猪八戒识破假桑拿》。现在人们喜欢洗桑拿浴，猪八戒也来了，它一看说：“这哪是洗桑拿，分明是杀俺老猪。”要剥它的皮了，你看桌子上刀就在那里;

　　《猪八戒怀古》。现在出《名人大词典》，你只要出了钱就可以被登上去。猪八戒说：“当年吴老先生写《西游记》时一个钱也没有要，现在要出《名猪大辞典》就向我要钱，外国的还要美金。”猪八戒很是不满;

　　《猪八戒路遇假后代》。我们美术界有些人喜欢称自己的老祖宗是某位大名人。有个画家就称他是宋朝大文学家的后代，其实这位大文学家的后代算到他那里就没有了，他已经不是这位大名家的后代了。现在称某个名人后代的人很多，可是从来没有人说他是秦桧的后代的，都要称有名的大艺术家或者是大官的后代，所以我就要讽刺这样一些人。我画这个猪八戒发现有只猪也冒充猪八戒的后代，猪八戒说：“你这孽畜，我在高老庄虽然做了几天女婿，从未生男育女， 何来你这个后代?”这只猪就讲：“画家可以冒充，我就不能冒牌算你的后裔吗?”

　　《猪八戒上文明课》。现在有些人喜欢在街上或者在公共场所打赤膊，我认为这是不文明的。猪八戒也打赤膊，有个人就对他说：“八戒老弟，不能赤膊上街，你看只有快刮毛的才光脊梁!”这幅画也是批评不讲文明的行为的;

　　最后我想讲漫画创作上的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漫画要变形、要夸张，把人画得越夸张、越丑，好像就越好了，其实不是这样。过去有人把人画得很丑，所以有些女同志就不喜欢让人家给她画漫画像。我们有个漫画家就画了一位女电影明星的漫画像，这位女明星就不干了，弄得这位漫画家很狼狈。当然对敌人画的丑一点没有关系，对我们自己人，我觉得画丑不大好。有次我看见郎平的漫画像。郎平也不难看，就是牙齿稍长一点，可是这位漫画作者就把她的牙齿画得更长了一些，就很难看。我画漫画不是夸张一个人的丑，而是夸张他有趣的东西。画漫画并不都是专门把人弄丑的。漫画像不能过于变形和丑化，如果过于丑化，那么被画的人就不容易接受。

　　我自己画人像是画不好的，因为我没有经过美术学院严格的素描训练，你让我画个人像我就画不像，但是我也画。我画我自己就画不像，人家叫我画我自己的漫画像时，我就画我双手捂住脸的漫画像。因为我的脸捂起来了，就不用画脸了。然后我再题首诗，其实也不叫诗，只能叫“打油诗”：“画兽难画狗，画人难画手，脸比手更难，一捂遮百丑。”

　　“画兽难画狗”这是民间的说法。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你画老虎，人家也没有见过老虎，不好评价。狗是人经常看见的，所以你画得不像，人家就可以讲你了，我是这样理解的。我觉得我这样画要比单纯画一张漫画像有趣。比方说我画过一张钱钟书的漫画，他是个大学者，人品艺品都是很高的。但是现在忽然来了“钱钟书热”，到处都是讲钱钟书如何如何的。其实钱先生并不喜欢这样，他也不喜欢出头露面。我觉得他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因此我画了好几壶开水浇下来，他在澡盆里作无奈状。我写道：“先生耐寒不耐热。”这样可以把钱钟书先生的品格表现出来。这不仅仅是把人物画得像与不像、好看难看的问题，而是应当把人物的性格特点加进去。比如还有一个作家叫黄裳，也研究京戏、很有学问。他让我给他的书的封面画张漫画像，因为他这个人的脸是比较红的，我就画一个“关公夜读”给了他，后来也给巴金看了，巴金也觉得不错。

　　另外，我觉得画讽刺漫画要对事不对人，批评是针对某一种错误思想和行为，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比如说画官僚主义。“文革”以前我到外国去，有人就问我：“你们敢不敢批评你们领导，你们敢不敢批评官僚主义?”我就说：“我们批评官僚主义是批评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和它造成的后果，不一定要去画某个部长。也许哪个科长、哪个仓库管理员失职后带来的损失比部长还要大，那你何必讲这个级别呢，讲这个官的大小呢?”所以我觉得“对事不对人”应当是讽刺漫画的一个原则。漫画讽刺的是某种思想或某种作风，而不是具体的讽刺某一个人，也就是说它可以把一种错误思想画出来，但不去丑化具体的人。我看漫画创作中类似的问题也是可以重新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