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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怀念傅抱石      
  • 关山月

  •   一次愉快的合作

      过去我和抱石兄接触不多。抗日战争年代,他在陪都重庆中央大学和国立艺专教书,我在西南西北各地流浪写生。当时我在重庆举办画展,他每次都来看,彼此虽有接触,总是短暂的。1950年代以后,他在南京工作,我的工作岗位在广州,除参加一些全国性和文艺有关的会议,难得见面一次。

      1959、1961两年间,因有奇缘,我们曾有过两次难得的共事机会。一次是《江山如此多娇》巨画的合作,另一次是一同应邀赴东北旅行写生。两次合作都来之不易,也是合作得较有成效的。这是由于我们各自的主观因素和一定的客观条件所起的作用。

      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观上首先是有个共同的基础,即时代的脉搏与传统的根基,以及“笔墨当随时代”的共同观点和“为人民服务”的愿望。

      《江山如此多娇》的创作曾写进总结。现在回过头来想,写得还不够深刻。至少有一点未总结出来,即在创作过程中曾要求保持各自的画风而又协调统一。我们过去未曾合作过,对此委实有点担心,生怕由于合作不好而完成不了任务。在四个多月的创作过程中,有一条很值得总结(当时未曾写出来),即大家都从全局出发,从效果考虑,保证发扬各自的擅长,尊重各自的优点.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取长补短,目标一致,当时我们都能自觉地在合作过程中甘当对方的助手,乐于当对方的配角,务求突出各自的优势与特长,全力以赴来对待这项严肃而艰巨的任务。

      什么是客观条件呢?首先有了一个新中国,才有一个这样宏伟壮丽的人民大会堂,然后才需要《江山如此多娇》这样一幅大画。无疑这是时代的赋予,才有艺术的新生,都是时代的产物,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有幸接受了这样一个光荣无比的政治任务。我们又如何对待这个有绘画史以来还没有过的光荣的创作任务呢?在合作过程中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像这样艰巨的重大任务,纵使我们之间都具有可取的主观因素而没有一定的客观条件是绝对完成不好的,甚至缺少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配合都是完成不好的。在开始就明确了是以《沁园春·咏雪》为题材,主题是“江山如此多娇”。当时我们两人都分别根据词的内容来打稿子,可是几次的草图观摩,都由于抓不到要领,而未有得到通过。这是我们主观因素的水平所限,要突破一点都深感穷思乏力。我们正在苦思冥想之中,陈老总来了,郭老也来了,还有吴哈、齐燕铭,他们在每次审稿过程中,都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使我们大受启发,大展情怀。因为我们的思想水平所限,老是在词的具象上兜圈子,他们都在意象上提问题。陈总、郭老异口同声一针见血地提出要立“意”。陈总首先提出“江山如此多娇”嘛,应先抓一个“娇”字。怎样才能体现江山之“娇”呢,他一口气说出图中一定要包括“长城内外”、“大河山下”,还要见东海,见皑皑塞上的雪山,郁郁葱葱的江南大地,地理包括东西南北,季节包含春夏秋冬。只有这样才能“娇”得起来。才能充分体现娇的本质,才能体现“多”字的磅礴气势。我们一面细心倾听,一面掀起思考的波澜,确有茅塞顿开之感,一时豁然开朗。抱石兄思踣比我来得快,接受能力比我强,体会也比我深。因而他又想到另一层的境界去了。而紧接着提出要不要出太阳?要不要出现人物?出现什么人物?……这时郭老说话了。毛主席“咏雪”的时间是在解放前,所以说“须晴日”。现在解放十周年了,还不出太阳?我看应该画上东升的太阳。其他在座的都同意这个意见,只是都不主张出现人物,认为有了人物就可能伤害了意境。我们根据以上的意见,进行了反复的研究讨论,并一再修改草图。幸亏我们平日有一定的生活积累,打起草图来较能得心应手,更重要的由于我们早就建立了一个共同的艺术观,能使初次合作的金陵笔与岭南风在大画上融为一体,即既保留了各自的画风而又能协调统一。此无他,主要由于我们有了一个时代脉搏与传统根源的共同基础;有了“笔墨当随时代”共同遵守的原则;都本着“师古不泥古”、“师自然要主宰自然”和“艺术不能脱离政治,但不是政治的附庸”等共同的见解;以及在实践上各自均有一定的创作经验和较深厚的生活积累。这些都是我们能合作得好的条件。但必须指出:主观因素再好,如果没有这些客观条件的配合,要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肯定是不可能的。

      苦战四个多月过去了。我们是夜以继日坚持工作的,有时星期天也不休息。到了9月中旬,基本上把作品赶了出来。回顾我们的创作能够顺利地进行,绝不能忘记上述诸位经常督促检查我们的进度,及时为我们出点子,为我们鼓劲打气。当成品挂到人民大会堂现场请周总理审定时,那天我们的心情特别紧张,因为当画幅挂到现场之后,我们看了也觉得不够理想,只好带着不安的情绪等待着总理审定的结果。正在想着想着,陈总陪着周总理来了,我们立刻上前去迎接,总理一面和我们握手一面表示亲切的慰问说,“你们辛苦了”,“未想到你们都还很年轻啊”。总理立即登上汉白玉台阶凝神看画。他曾上下阶梯多次,还爬到画的左右两侧的最高处反复地看,上下左右地看,每个角度都过细地观看,就是这样认真的审阅了将近一个钟头。然后当着大家发表他的意见:“我和陈总的意见一样,都认为画得好,我们都感到满意,画得很有气势嘛。”接着又说:“不过……我觉得画幅小了些,必须加宽加高,最少要加宽两米,加高一米,太阳也太小了,和建筑一比就显得不相称,最少要加倍地放大。”意见说完又叮嘱我们几句:“时间不多了,画要改好,但要注意身体健康啊。”画一直赶到9月29晚才装裱完毕悬挂到人大会堂去。画刚挂好,就接到从外地送回主席亲笔的四份“江山如此多娇”,为什么要写四幅字条呢?原来他老人家事先在四幅字里每个字的旁边都用铅笔画了圈圈,有的一二个圈,多的就有四五个圈,他写四幅的用意就是要我们从中挑选要用的“江山如此多娇”六个字。我们只好按照他老人家画圈多的字来挑选,然后请张正宇放大照描到画面上去。这时,算是最后完成了任务。我在这里说了一通以上的过程的目的有两点,第一点是说明任务的完成要靠各方面力量的配合,要靠多方面的客观条件支持,否则,绝对不能完成这样的艰巨任务的。第二点想谈谈我个人的感情,从我现在所忆及的一切,现在想起来,好像做了一场梦。因为我和抱石兄都是来自旧社会,我们难忘过去在旧时代做一个穷画家的苦难与遭遇,这种亲身体验的经历与处境,很自然地会产生一种美恶与新旧的对比,像以上所写的动人场面和情节,这样上与下主观与客观打成一片的合作关系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作为一个从事绘画的旧知识分子能这样受重用和尊重,又能得到这样无微不至的照顾与关怀,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受着这样的安慰与温暖。……就是这些,叫我们怎不怀念呢!叫我们怎能忘掉了呢!

      志同道合 亦师亦友

      我和抱石兄的另一次合作是较流动的心情舒畅的旅行写生。由于我们之间的奋斗目标一致,生活情趣相近,所以一直都相处得很好,真正做到在思想和业务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关心,有困难时又互相体谅互相照顾。特别是文艺思想上能做到无保留的争鸣与交流。因此,我们渐渐建立了能者为师的情谊,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

      创作《江山如此多娇》大画时我们一起生活在前门的东方饭店,休息时曾一同游公园,或逛逛琉璃厂。由于住地接近琉璃厂,我们去的次数比较多。不论是旧纸旧墨,或是其他文房四宝、民间工艺,出土文物或古本线装书都是我们的猎物,凡到琉璃厂都很少空手而回,每次各人都在夸耀一番自己的收获。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古字画店的老板,也经常把有价值的古字画送到东方饭店来,让我们挂在自己的卧室里慢慢欣赏精选,我们因有此便利的条件,都选购了不少名家的作品。我还为广州美院国画系教学的需要选购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古画。看字画也好,鉴定古文物也好,抱石兄经验比我多,修养比我丰富,鉴定能力也比我强。几个月来

      在这方面的确学了不少东西。我不觉得这是玩物丧志,我却深深体会到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研究分析学习,它不但丰富了知识,增强了修养;也是在生活中添补了情趣不一般的美的享受。

      1961年6月至9月和抱石兄应邀一同到东北旅行写生,先后访问了吉林、哈尔滨和黑龙江。北京“新影”派了工作组和我们一道登上长白山,游了镜泊湖,为我们拍摄了纪录片。我们在东北的行程分三段走,走一段停一段,停下来是为了反刍、消化、及时把搜集的稿子整理出来,三四个月来,大家都画了一批写生画,这批东西曾在北京公开观摩,后来辽宁出版社结集出版。在出版前言里抱石兄写道:“在写生、创作上,也有若干的点滴体会。在我们近四个月的共同活动中,只要有所感的话,就随时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交换、研究,有时候争论争论,这是我们认为最有意义的一点。……因为我们是形影不离的,不是‘望衡对宇’,就是‘比门而居’,一幅

      未竟,往往几次丢下画笔坐拢来议论一香,互相琢磨,互相帮助,所以就我们个人来说,这段生活也是不可多得的。”这段话看来,显得他很谦逊,也很恳切。旧时代的所谓“文人相轻”,“同行如敌国”,在我们之间是不存在的。由于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事业上,我们是“志同道合”的,情感是真挚的,胸怀是坦荡而真诚的,因而我们的友谊是永恒的。

      艺术生命长青

      抱石兄不仅是一个有较大影响的名画家,而且是一个较有全面修养的学者,又是一个美学教育家。他对中国美术史很有研究,能诗善文,又是一个不大被注意的金石家,他的用印大部分是自刻的,他在日本留学时,就靠刻印换来的酬劳为生和交学费的。他喜欢喝酒,有个图章日:“往往醉后。”即他作画先求取势,往往借酒后的醉意大笔一挥。他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善于解决矛盾的统一。如在行笔上的刚柔、粗细、快慢、浓淡、干湿……对立的统一,能做到“和而不同,违而不乖”。我特别佩服他的粗笔山水配上细笔的人物,如在画山水时的那样自由奔驰的龙飞凤舞,景中人物又那么严肃而精巧的天工细描。这无疑是大胆与细心的统一而取得艺术效果受到欢迎的一种秘诀。他在自己的作品上题款与盖章很有研究,要求严肃认真,绝不马虎对待,那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只许相得益彰而求得有机的组合,绝不能成为佛头着粪的瑕疵而破坏画面的整体。所以在对待题款位置的安排、字体、大小、多少的设计,都非常讲究;至于盖章的位置、用章的大小或图章的朱文白文以及其风格,也都有他一定的要求,都使之符合美的规律,达到完美的整体效果。这些不是他的发明,而是民族绘画艺术规律的优良传统。由于他非常尊重这些可贵的优良传统,所以在自己的实践中不但继承了这种传统,并且还发展了这个传统。

      总之,抱石兄的作品能饮誉于世界绝不是偶然的。他的艺术成就不但为国家争了光、为人民争了气,也为丰富世界的艺术宝库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由于他伟大的艺术成就是客观存在,他的艺术力量是不能低估的。至今他逝世已经二十周年了,我们在这里纪念他的同时,还要学习他,认真学习他的治学精神,并继承他未了的遗志。正是“劫波度尽春添媚,只憾耕耘少傅公。”目前,我们赢来了文艺的春天,愿我们的新中国画更加繁荣昌盛。我们立足本国,要面向世界,应以体育健儿为榜样,使我们的艺术和抱石兄的成就一样,在世界画坛上能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祝愿抱石兄的艺术生命长青,他的精神将永远留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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